《年会不能停！》热映，董润年：它是我所追求的喜剧电影

喜剧电影从来都是贺岁档的刚需。

正在上映的喜剧电影《年会不能停！》是作为编剧兼导演的董润年的第一部喜剧片。从他编剧和执导的上一部作品《被光抓走的人》到这部《年会不能停！》，董润年用作品证明了自己驾驭文艺片和商业片的能力。

《年会不能停！》讲述了钳工胡建林在集团裁员之际阴差阳错被调入总部，裹挟在“错调”事件中的人事经理马杰为保饭碗被迫为其隐瞒，四处周旋。从“工厂”到“大厂”，从“蓝领”变“金领”，胡建林因与大厂环境格格不入而笑料百出，也像一面“职场照妖镜”，映射出职场众生相。

难得的是，《年会不能停！》不仅在各大电影评分平台上收获高分，也得到了观众“不低俗、被尊重”的认可。这对于喜剧创作来说实在是至高的评价。

《年会不能停！》编剧兼导演董润年

这部优秀的喜剧电影是如何炼成的，记者专访了《年会不能停！》的编剧兼导演董润年。

创作具有社会普适性的喜剧

《年会不能停！》最初的创作想法出现在2017年，那时候的想法来源于董润年和该片的另一位编剧兼制片人应萝佳自己公司的年会，他们觉得拍年会应该是件有趣的事。在和应萝佳一起的构思和碰撞中，这个故事被推翻过8次。8份大纲，每一个故事的线索、脉络，甚至要表达的主题都不一样。

在历经5年的反复酝酿和探讨中，董润年和应萝佳发现，“躺平”成了当下一部分年轻人的共同认识。“我们探讨这个现象的原因时，开始意识到官僚主义在现代企业中普遍存在，让年轻人觉得没有正常的上升通道。我们想表现、讽刺这个社会现象。”董润年说。

在寻找故事的切入口时，他和应萝佳看到一则社会新闻：在北京望京的一栋高档写字楼里，保安发现了一个偷偷住在工具间的流浪汉。他在这座大厦里已经住了一个月，偷外卖，在食堂混吃混喝，竟然没被发现。他们觉得这个故事太有意思了，在看似严谨的大公司体系里，原来其实也存在着缝隙和漏洞，而足够聪明的人就可以在这些缝隙之间找到生存的空间。这成为他们创作这个故事的一个重要灵感来源。

但他们同时也认为，这虽然可以构成一个完整的喜剧故事，却不足以表现“大企业病”，进而表达出创作对现实的揭示和批判。他们意识到需要用更荒诞的形式来呈现这种讽刺，于是想到了传统相声《连升三级》。在刘宝瑞大师的单口相声《连升三级》里，一个财主的儿子张好古大字不识一个，异想天开就去进京赶考，结果因为满朝大臣的昏庸腐败，不但没有露馅，还钻了制度的空子，连升三级，最后当了大官。

“其实一部电影从产生创意到最终呈现在观众面前，会经历很多变化，有时候变得跟最初的样子完全不同了。但通常，会有一条线一直保持不变，让这个故事的外貌不管怎么变化，创作者的表达都不会迷失。”董润年说。

董润年和应萝佳没有直接的大厂职场经验，为了创作这个故事，从2017年到2022年，他们采访了很多在互联网大企业和工厂工作的朋友，从他们那里得到了很多有趣的故事和案例，了解了很多职场规则和潜规则。

“这部电影的创作，最震撼的一点是：最初我们以为我们创作的是一个现实中并不可能存在的荒诞故事，我们的本意是通过荒诞的外壳去传达讽刺的本质。但是我们在采访的过程中发现，我们以为离奇的故事，在现实中往往有真实的存在。而且很多真实的案例，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离谱得多。”

董润年说，“采访了这么多案例以后，我们就更明白现在的年轻人为什么‘躺平’了。一些具有先进管理方式的互联网大厂里都充斥着各种官僚主义，那它是不是在一个侧面具有社会代表性呢？努力工作的人得不到机会，已经坐在那些位子上的人不干正事儿，整天文山会海地搞形式主义，年轻人不‘躺平’还能怎么样呢？所以采访完之后，我们越发觉得必须拍这部电影。”

《年会不能停!》所描绘的职场和它所讽刺的现象并不局限于互联网大厂，而是具有一定的社会普适性。“电影里这些形形色色的人，可能就是我们的朋友、同学，甚至是我们的家人，抑或我们自己。电影里的这家大集团，只是一个载体、一个舞台。它也可以是任何别的企事业单位，甚至一个家庭。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各种矛盾，各类角色就会你方唱罢我登场。我觉得观众总能从电影里的某个角色身上看到熟悉的影子。无论是代入自己，还是代入他人，我们都对这种现状不满，但都是对未来还有信心，还有期望。”董润年说。

创作具有当下性的喜剧

《年会不能停！》拍摄的难点不在于主创有没有大厂职场工作经验，也不在于演员像不像职场里的打工人，而是电影到底要通过描绘现代职场去表达什么,以及能否表现出大时代变化中个体的命运改变。

“以往影视剧中现代大集团、大企业的职场场景给观众传递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的现代化，而我们这次想要表达的一个切面是，即便如此现代化的企业，聚集了一大群有现代企业管理知识和经验的人才，他们中的一些人却并没有把功夫下在该下的地方，而是搞一堆‘互联网黑话’这种形式主义来糊弄人。这种让人痛恨的现象，我想也不仅仅是有大厂经验的人才有所触动的。就像我自己不是大厂职场人，也没少在生活中遇到这种让我愤怒的情境。我希望这些内容能让观众产生共鸣。”董润年说。

此外，职场和喜剧的结合是一个新的细分类型，观众对这个类型是陌生的，这也成为创作的难点之一。董润年说，“我们既要遵循现实性的规律，从置景、道具、服装等视觉上让人相信这是一个真实的职场，同时又要保证这个类型的第一属性是喜剧。传统的喜剧电影是会通过高饱和度及差异化的色彩，让观众直接辨识这是一部喜剧电影。但我们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我们的讽刺性需要的是现实感。”

董润年认为，不止是喜剧，每一种类型的电影都应该扎根于本土文化来进行创作，描绘和剖析的都应该是中国人自身的行为和思想。“中国人自古以来的哲学都不是二元对立的，而是走的中庸、包容的路线。对很多事情的判断，都不是非黑即白的。但这种哲学也会让我们在处理很多事情的时候顾虑多、和稀泥、搞平衡，不自觉地主动给很多看起来就明显不合理的东西找借口和理由。‘聪明人’越多，反而越容易办出一些荒唐的傻事。《年会不能停！》里面的几个主要角色就是这样的‘聪明人’，无时无刻不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反倒是让胡建林这样一个傻乎乎的直肠子平安穿过了所有的雷区。”

与此同时，《年会不能停！》也具有非常强的当下性。董润年认为，今天的观众已经拥有非常丰富的阅片经验，对于影视创作者来说，真正的创新很难从结构创新上实现，如何让人物符合当下的真实性，反而成为创新的成长点。“努力去探究你笔下的人物是怎么想的，他的目标是什么，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把一些传统的戏剧结构和喜剧桥段与现实生活结合在一起，这其实才会让观众认为你的作品贴近现实、贴近当下，这就是创新本身。”

与董润年此前创作的《被光抓走的人》相比，《年会不能停！》的剪辑节奏非常明快。一个数据可以说明这个问题，该片在不到两个小时的片长里容纳了2300多个镜头，这相当于长达140分钟的电影《一步之遥》的镜头总量，足见其叙事节奏之快，传递的信息量之多。“我觉得现在的观众看短视频和接收各种互联网信息的能力已经非常强了，我希望用快节奏、大信息量来跟观众交流，这是我们在最初策划的时候就确定下来的创作风格。”董润年说。

很多喜剧电影的观赏性是不需要以当下为背景的，放在过去或者未来任何一个时段来看，都不会有太大差别。但《年会不能停！》相较这些喜剧而言则更具有当下意义。除了影片本身所反映的内容和讽刺的现象外，无论是影片开始超大字号、贴边、类似PPT一样的字幕，还是影片中大量emoji表情的呈现，以及影片快节奏的剪辑方式，都是对时下最流行的视觉元素的运用。也就是说，影片不仅呈现了大厂文化等时下最热门的社会现象，也展现了当前最流行的视觉元素。可以说，它的当下性或许已经突破了喜剧电影的范畴，而在整个故事片领域独具锐气。

创作尊重观众的喜剧

董润年认为，喜剧创作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创作者首先得承认观众是聪明的，并给予观众相应的尊重。正因为这样，在《年会不能停！》的创作过程中，整个创作团队的态度都是非常认真和严谨的。

“我们在现场讲戏并不多，很多工作是做在了拍摄前头。”董润年举例说，演员王迅进组之前为他所饰演的庄正直写了1万多字的人物小传，大鹏则就如何搭建胡建林这个人物的心理支撑点与他长聊了四五次。“每一个角色都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喜剧人物去表演，而是把自己当成一个性格逻辑很严肃很认真很严谨的人，大家的戏剧目标很明确。电影里每位演员原本的表演风格都很不一样，但在这样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方式下，表演很容易就统一起来了，这也正是我所喜欢的喜剧。”

《年会不能停！》不是人们常常看到的搞笑桥段拼接起来的喜剧，而是一个结构性的喜剧，这造成了影片剪出来的预告片或者花絮素材并不那么好笑，但一旦观众观看影片20分钟以后，人物逐渐熟悉，观影情绪逐渐代入，讽刺幽默的效果就会极大地彰显。

“我们在创作上摒弃了低俗的搞笑桥段，而是让观众的笑来自于他的预判。”董润年说，“我们是在用人物和剧情跟观众互动，观众会对人物的行为有所预判，会对接下来发生的事有所预判，但是我们也会玩一些花招，制造一些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桥段，这时候观众就会特别发笑。我觉得这是我们尊重观众的一个做法。很多观众在映后反馈中说，这部电影里的笑料不低俗，感觉被尊重了，这让我们觉得非常开心。”

不仅尊重观众，董润年也同样尊重与自己合作的创作伙伴。他认为编剧和导演都是具有可塑性的，尤其是作为导演，更是在与各部门同事的共事中获得塑造和成长的。他非常赞同好莱坞导演诺兰说过的一句话，大意是一个剧组里最没有经验的就是导演，所以他认为能与剧组里其他部门的同事一起合作都是他的荣幸。“每一次合作，都是很多很有经验、很成熟的创作者在协助你解决问题，时间长了你就会发现，你会对作品产生一些完全不一样的看法和理解。”

他非常享受作为导演的工作状态。“因为在工作状态里，你的脑子是想不到别的事情的，会很集中地在想一些问题的解决方案，思考怎么样可以让作品变得更好。这种状态有点像冥想，会非常让人沉醉。”董润年说。

创作建立一种价值的喜剧

纵观世界影史不难发现，喜剧几乎是所有电影类型中创作难度最高的。即便在当下也可以看出，喜剧在各大电影评分平台的分数普遍较其他类型偏低，加之喜剧的地域局限性很强，中国之大，东西南北方各有属于自己的喜剧流派和喜剧风格，所以很难出现一部南北通吃、男女通吃的喜剧。那么，为什么还要不讨巧地坚持创作一部喜剧？

“我本能上做什么内容题材都想把它做成一个喜剧，这大概也跟我的性格有关系。我非常喜欢喜剧、热爱喜剧，我总觉得喜剧虽然是最难做的，但它又是跟观众联系最紧密的创作类型。”董润年说。

2003年，刚刚大学毕业的董润年就作为编剧创作过喜剧《清明酒家》，这让他初尝到喜剧创作的甜头。此后，他又作为编剧相继创作了《心花路放》《疯狂的外星人》等喜剧电影。“哪怕你的创作里只有一两个包袱让观众笑了，你都会特别开心，它是一种让创作者上瘾的东西。”

《年会不能停！》的创作让董润年觉得比较满意。“一方面，它摒弃了低俗的段子；另一方面，它是通过结构文本来形成的喜剧，这是我所追求的一种喜剧。”董润年说。

过去许多年，人们谈到中国的经典喜剧电影，第一反应想到的一定是周星驰喜剧电影，但在董润年看来，随着时代的流转和观众审美的更迭，喜剧创作的意义和价值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们的喜剧深受周星驰喜剧的影响，我觉得他的无厘头喜剧具有很坚固的后现代主义的结构，就是把过去我们认为权威的、根深蒂固的价值和意义消解掉，让观众看到这些东西背后的荒谬。”董润年认为，最近几年，这种纯粹的解构主义喜剧正在逐渐式微，“一方面，是因为可以解构的内容和意义已经不多了；另一方面，互联网上的言论自由基本上已经把很多所谓‘权威’的东西都消解了。我觉得观众现在开始期待喜剧创作者去重新建构一个价值，喜剧的着力点不再是在于解构什么，而在于讽刺现实中荒诞滑稽的东西。”

在《年会不能停！》里，尽管故事极尽讽刺，但并非所有角色都是坏人，只有极少数人为了个人利益不顾大局，大多数员工仍然希望企业越来越好、社会越来越好。有观众看完电影认为它最终传递的是一种理想主义。但在董润年看来，这并不是理想主义，而是他希望通过电影为观众建立起一种有希望的价值观。